王振忠皖浙交界处边缘山区的社会建构澎湃

旧版歙县地图，其地域范围颇像袖珍型中国版图的主体部分，虽然并不完全规则，但各个部分似乎也还是可以相互对应——东北的杞梓里区，犹如“雄鸡”的头部；而西部的黄山区、岩寺区，则约略相当于新疆和西藏……另外，倘若将整幅地图朝西略微倾斜，则其南面的璜尖、札源，犹如孤悬陆地之外的海南，颇具几分神秘色彩。

民国《歙县全图》，王振忠收藏

与海南岛隔着琼州海峡不同，璜尖、札源一带与其“母体”——歙县，有着更为紧密的联系。

在清代，璜尖、札源隶属于徽州府歙县的二十五都，该飞地于年由歙县划入休宁，从而结束了飞地的状态。年，当时的札源乡又被划入浙江省遂安县（继因新安江水库之兴建而被并入淳安）。原先的飞地区域隶属皖、浙二省，主要包括今安徽省休宁县璜尖乡全部和浙江省淳安县中洲镇西部之札源和木瓜两个行政村。

旧地图中的黄[璜]尖、扎[札]源（民国《歙县全图》局部）

暨南大学黄忠鑫副教授最近完成了一部书稿——《明清民国时期皖浙交界的山区社会：歙县廿五都飞地研究》，就聚焦于此一隶属于两省三县的交界地带。在传统时代，由于该处地属插花错壤的飞地，地理环境自成一体，故其宗族结构、民间信仰以及社会关系网络变迁等，都具有行政区划关照下的学术意义。

（一）廿五都飞地的村落社区

在书中，作者首先探究了皖浙边界的文本叙述及其地理认知。他通过对行政管辖之文字记录、图甲赋役运作实态的分析，溯流寻源，勾勒出廿五都飞地逐渐被世人认知的过程。从中可见，当地的土地开发与聚落成长，是徽州腹地向浙西山区方向移民过程的一部分。皖南、浙西山区自唐代中叶起便形成一级政区的边界，自西向东的新安江因南北走向之边界被一分为二。同时，低山丘陵的破碎地貌中，存在着较多插花错壤的现象。璜尖、札源一带的居民就迁自徽州休宁，但其户籍赋役却隶属于歙县，这与山区地理观念之模糊以及赋役制度密切相关。此后，历经一定时期的土地开发和人口繁衍，尤其是在明万历年间的土地清丈和清雍正朝之顺庄法等赋役改革之后，皖浙边界逐渐从模糊的界限开始向较为明晰的界线转变，这使得廿五都飞地之地域性逐渐凸显，最终呈现于近代地图之上。

歙县二十五都飞地形势图，黄忠鑫绘制

在廿五都飞地上，宗族组织之出现，是村落社区不断完善成熟的结果。飞地内各村落宗族组织之形成，最早可上溯至明代中叶，而其普遍形成则要到清代前、中期。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札源吴氏，该家族是飞地内最早的定居者，他们在此处创业拓地，开枝散叶，较之其他族姓，吴氏制定了更为完善的谱牒以及相关规条。在这些谱牒中，支派荣枯，房分隆替，皆有具体而微的详细记录。盛清时代，札源吴氏还开始统合皖、浙交界各支派，进而形成了更高层次的宗族联盟。

作者认为，从祭祀祖先的物理空间，可以很好地考察廿五都飞地宗族之塑造及其形态。“祖先墓地是维系宗族力量的重要场所。建造、修整和祭拜坟茔，可以显示对周遭土地、林木的所有权，也可以通过儒家祭祀礼仪联络各个宗支”。当地祭祖空间较为多元，除了祠堂、坟墓之外，个别神庙也有一定的祖先纪念色彩。其中，墓地尤其受到重视，而祠堂则未必占据重要地位。这表明，廿五都飞地的宗族观念较为原始而务实。

（二）文化资源与社会网络

随着人群的汇集，各类民间信仰亦在此交融、碰撞。据调查，皖、浙交界的札源村，仍保留了较为浓厚的九相公崇拜。在迄今尚存的民间文献中，有内容颇为丰富的乾隆《札溪吴氏宗谱》及其道光年间的续修版本。从这些谱牒中，可以找到不少九相公崇拜的生动史料。为此，黄忠鑫结合口述调查，考其源流，叙其本末，细致探究了地方宗族对九相公崇拜之建构过程。

札溪九相公祠，王振忠摄

根据当地的民间传说，九相公系唐朝越国公汪华的第九个儿子，名叫汪献。其人自幼聪颖过人，诗书过目成诵。某日，他与皇帝对奕，几局下来皆大获全胜。翌日早朝，皇帝对越国公开玩笑：“贵公子如此了得，以后天下恐怕要归卿家所有了！”其时，汪华位居宰相，为人一向谨小慎微，听罢此言如坐针毡，他认为皇帝起了疑心，自家日后会因谣诼日加而祸生不测。回家之后，汪华痛责儿子，震怒之下，竟将汪献一脚踢死。汪献死后，皇帝颇感愧疚，遂赐一沉香木雕的汪献像，供其家中祭祀。及至南宋，有奸臣上书，指责汪献系属犯上，不该受人祀奉。于是，皇帝下令查抄汪献雕像。情急之下，驸马吴恩义将雕像偷偷地藏在家中。某年，驸马返乡省亲，遂将汪献雕像带回札源。从此，札源人就奉汪献为“九相公老爷”，岁远年深，世代相传，九相公遂在札源等地受人广泛崇拜。

《札溪吴氏宗谱》中有关驸马爷吴恩义的记载

根据作者的分析，札源村九相公崇拜之形成，与里社体制乃至更为久远的社祭传统密切相关。此后，日月推迁，通过地域分化与相互联合，形成了颇为周详的祭祀规制，从中可以反映出札源吴氏所构建的社会网络与地方秩序。上揭九相公与吴驸马的传说故事，实际上反映了札源吴氏利用民间信仰强化其宗族组织的努力，他们殚思竭虑地将其家族人物嵌入国家大历史的叙事框架，以期增强本族在地域竞争中的实力。

当时，九相公崇拜不仅在札源立足，其庙宇成为札源吴氏全体有份的神庙，而且还影响到周边的若干村落，从而形成了一个“信仰圈”。休宁县的汊口、商山、浯田等村落，也轮流前来迎请、供奉，这些村落与札源一起，制定了迎神赛会的基本规则。嘉靖十八年（年），由于商山村之“雕假易真”，双方聚讼纷纭。所谓雕假易真，迄今在札源当地还有与之相关的口碑传说：札源吴氏派人欲将九相公迎回之际，却发现商山人刻制了九尊（一说九十九尊）一模一样的神像摆在一起，让吴氏自行认领。如何确定真身，让人颇费周章。据说，九相公当晚托梦给札源吴姓，让其在每尊神像前都点上一炷香，哪尊神像前的香烟笔直朝上，哪尊便是真身。正是得益于神明的启示，札源吴氏顺利地迎回了本尊。

迎神赛会的合同议约

在徽州，类似的传说并非绝无仅有，它实际上折射出地方社会对于有限的文化资源之激烈争夺。此类争夺的结果，便是札源吴氏形成了一定的社会网络，体现在民间信仰的秩序上，则是“有份”与“无份”的区别。在包括了位居徽州腹地之汊口、商山以及浙江寄庄田产所在村落等地，札源被置于“信仰圈”的中心，这显然折射出吴氏宗族在皖浙交界地带的社会经济地位，从中反映出由边缘山区的“名族”力量、土地产权共同编织出的利益网络。

（三）等级身份、山林经济与租佃关系

作为插花错壤的飞地，其上的人群来自不同地方，迁居之时间亦各不相同，经济实力更有很大的差异，由此，遂形成了社会身份上的差别。大致说来，在廿五都飞地上，存在着大姓-小姓-棚民三个层次的社会关系结构。随着时代之推移，“土著”与“客民”的矛盾逐渐凸显，械斗事件亦时有发生。自明嘉靖迄至清代同治年间，歙县廿五都飞地上的札源吴氏与木瓜坦洪氏，彼此砺齿磨牙，曾展开以主仆纠纷为名义的长期对抗。大姓一方寻根拔树，势欲踏尽落花；而小姓则若闲藤野蔓，枯而复荣……此一对抗，始终以山林经济矛盾为基础，涉及等级身份、社会网络等方面的全方位对抗，纠纷过程时如繁弦促调，风雨骤集，煞是惊心动魄。黄忠鑫指出，在这一边缘山区，等级身份之诉求可能只是一种策略，其背后的焦点仍在双方的山林经济利益。而族姓对抗的基础，则取决于彼此之间的社会力量与经济实力。

璜尖的契约文书

在最后一章，作者探讨了飞地山林经济之开发历程与棚民的进入。该书以相当翔实、生动的史料，为我们分析了棚民进入、定居之后飞地社会关系在空间上的变化。从中可见，廿五都飞地的山林经营，主要包括木材、竹笋、茶叶之成片种植以及水稻、蔬菜等的零星栽种。十八世纪后期的清代中叶，棚民开始出现于廿五都飞地，他们主要来自于长江北岸的安庆府和浙江、福建等地。

此后，除了维持杉木、竹木的出产之外，玉米、杂粮也在此处得到大规模种植，由此，租赁关系遂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化。由于山地经济价值的不断提升，特别是玉米具有货币功能，从而在租佃和信贷领域逐渐得到普及。此后，山场开始作为抵押物进入信贷领域，以获取急缺资金。民众在订立契约时，也更倾向于采用明确表示信贷功能的“当契”。换言之，十八、十九世纪山林经济之变动，引发了契约文书在书写上的变化。

具体说来，年以前，山场以蓄养林木和茶叶种植为主，山林土地交易市场发育并不显著，土地交易以没有回赎期限的“活卖契”为主，而“当契”仅止局限于田地交易之中。年以后，大批棚民入居并长期租赁山场茶园，种植玉米等杂粮，带动了此处山地的开发，提升了山林经济价值，土地流转频繁。此后的山地交易开始流行具有明确回赎期和利息的“当契”，“活卖契”也开始增添了明确将回赎期限作为是否向“绝买契”转变的内容，“典契”和“活卖契”的内容趋于一致。此一个案表明，“活卖契”脱胎于卖的行为，仍保留了基本小农生存伦理的原则；而“当契”则适应不断商业化的市场逻辑，并对“活卖契”书写细节之变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四）边缘山区建构的几点新探索

《明清民国时期皖浙交界的山区社会》一书由数章集合而成，每一章皆以专题论文的形式呈现，这使得全书的研究颇为细致、深入，较好地论述了飞地内部村落社会的诸多侧面，在总体上又自成系统，尽最大可能地揭示出边缘山区社会建构的发展历程。

数年前，作者曾将其收集到的一些资料图片发给我，其中有不少契约文书都是相当破烂、品相极差的资料，乍看琐屑纤微，令人兴味索然。要在类似于此近乎“断烂朝报”的文献中寻找研究线索，具有相当的难度，需要有很强的综合研究能力，更需要极好的耐心。稍后，作者曾向我提交读书报告，其间概述了该批文献的学术价值，并就此提出自己的研究思路。他认为：“似可从‘界限’观念下的社区空间入手，考察政府治理从粗线条的‘界限’到细线条的‘界线’变动与当地社区的多方面互动过程，进而讨论都图里甲体系在这一过程中的实际地位。”可见，他最早主要关心的仍是都图里甲体系问题（这是其博士学位论文研究的主题），而非整个山地小区域社区的历史地理。此后，随着对资料阅读的深入，作者逐渐有了更大的学术企图。于是，目前展现在我面前的专著，较先前的设想有了极大的拓展，举凡都图里甲体系、宗族建构、外来棚民、佃仆小姓、民间信仰、山林经济、诉讼纠纷和契约书写等问题，皆有专节涉及，此类成果，触及历史地理、明清社会经济史、文化史研究的诸多前沿领域。

在我看来，《明清民国时期皖浙交界的山区社会》一书，在以下三个方面尤其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