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商的发展是时代和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核

2023/2/25 来源：不详

浙江商人（浙商）能够崛起与发展，是与地理、文化与时代有关系的。

一、地理与时代

浙江“七山一水两分田”，也就是说单纯依靠种田是无法养活自己的。自古以来山多田少的浙江人外出谋生、经商入市乃是正常的状态，但是浙商形成一个团体要等到清朝后期。

浙江真正开发是南宋定都临安的时候，随着资源向杭州[1]以及浙西平原集中，为了满足杭州城市发展的需求，就要求商业必须发展。

以南宋临安百万人口需求为例，稻米来自湖州，木材来自徽州，硫磺铜等来自日本，这就使得浙江以杭州为中心的商业网络，特别是宁波的对外贸易非常发达。

但是，这个时候，浙商还是没有崛起。

这很简单，因为明清时期掌握全国的商业是徽商、晋商、洞庭商人（太湖的洞庭山），当时浙商主体从明代中叶到清代后期都是徽商，现在杭州的老字号例如胡庆余堂、张小泉剪刀基本上都是徽商的后裔。

同时，在明代中叶的时候，倭寇为乱，到了清代又严格海禁，所以基本上断绝了浙江对外贸易的道路。

当然，浙东地区贫瘠，只能靠海为生，宁波开埠之前，浙东人基本上从事走私，甚至于变成海盗。

二、事情的转变就是太平天国时期

徽商早就因为道光年间陶澍的改革衰落。随着太平天国席卷东南，徽州遭受重创，这个时候浙江本地的商人，尤其是湖州[1]商人开始崛起。

比如湖州商人张颂贤，张颂贤死于年，字竹斋，祖籍徽州休宁（现在安徽黄山休宁县），清康熙年间迁居南浔[1]，一开始是从事丝织业。其实，他也是徽商后裔。

清朝末年，浙江沿海动乱，私盐充斥，盐商所持食盐引票失去统销保障，纷纷抛售，引票价值惨跌。

所谓的引票，因为古代食盐是专卖，政府向有实力的盐商发放引票，上面记载数量以及销售的地区等等，没有引票的盐都是私盐，是予以打击的。

张颂贤大肆抄底，一共收购了20万引盐，一引斤（折合市斤），也就是万斤食盐，成为浙江最大的盐业垄断者。

还有一种，就是宁波开埠，大量的货物从宁波进出口，尤其是丝织品、茶叶，为了支撑进出口贸易，那么类似的帮办开始出现，他们就是第一代的甬商，后来发展成江浙财团的主力，掌控着民国的经济命脉。

简单来说，浙江商人真正意义上崛起是在鸦片战争之后，其主体是甬商（宁波商人），在进入上海之后，涌现出了叶澄衷、朱葆三、虞洽卿、包玉刚、邵逸夫、王宽诚、陈廷骅、曹光彪、李惠利等一大批杰出甬商，涉及各个行业，成为上海经济的主导者。

三、文化是浙商发展的重要支撑

在这里，不得不提文化对浙商的影响。与徽商贾而好儒不同，浙江本来就有经世致用的学术传统。

近代浙江学术发端于南宋的叶适，他主张“崇义以养利，隆礼以致力”（《水心别集》卷3《士学上》），“义”成为养“利”的手段。所以，朱熹也说，“江西之学只是禅，浙学却专是功利。”（《朱子语类》卷）

在叶适看来，商人或者富人才是社会的根本，“富人者，州县之本，上下之所赖也”（《水心别集》卷2《民事下》），所以政府和社会要呵护商业发展，保护富人的利益。

叶适的传统被黄宗羲所继承，他举起了“工商皆本”的思想大旗，赋予商业与农业同等重要的地位，浙江学派的思想其实偏经世致用的那一派，讲究实用，对浙江人影响很大。

四、浙商精神就是务实

当时，苏南在大力发展乡镇企业，浙江人就开始经商。

那个时候，义乌商人就开始走街串巷，用鸡毛换糖，就是义乌小商人的典型形态。

所以，一旦政策放开之后，压抑的激情立刻活跃起来。

当时《半月谈》老是鲁冠球的广告，从这个角度来说，进去90年代浙江从商业转向制造业，才真正诞生了富豪榜前列的人物。

浙江人务实，以前的鸡毛换糖，后来的义乌小商品城，海宁皮草城到生产矿泉水，都是这种风格的体现。

浙江没有资源，区位也不突出，没有大型国企，这反而是好事，不容易受到束缚。

浙商精神，用两个字概括，就是务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