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杂俎之票号是如何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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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说明，这是随园少年一篇存货，经两年多时间收集资料，并已经多次修改，但是没有公开发表。与您分享。）

一、历史背景

明清商品经济的发展推动票号这一金融行业诞生。

棉纺织业。明代中叶松江一带家庭棉纺织业已经发展起来，市场交易率较高。康熙《松江志》记载：“松江布衣被天下，虽苏杭不及。”松江的棉布产量超过三千万匹。于是产生了专门经营棉布的布商。布商来自全国各地，包括秦晋商人。常州府无锡县城成为布码头。“坐贾收之，捆载而卖于淮、扬、高、宝等处，一岁所交易，不下数十百万。”布商资本已经与盐商、米商并列。康熙九年（）苏州布商21家。三十二年（）76家。在乾隆的上谕中，已经把布商与盐商、米商并列，完全说明布商的经济地位。

江苏棉布也具有国际竞争力，嘉庆五年至道光二十三年（-）从广州口岸出口棉布匹。据国外报告称：“南京棉布，在颜色和质地方面，仍然保持其超过英国布匹的优势地位。”嘉庆年间，佛山拥有棉纺织工人约5万人。

江南棉花棉布以松江和太仓为中心，出口国外的南京棉布实际上是松江地区所产棉布的总称。据调查，咸丰十年（），松江地区产布超过万匹，占全国总产量21.8%。

丝织业。江苏本来就是丝绸之乡，江南蚕桑养殖很发达，缫丝和丝纺发展很快。《皇朝经世文编》说，江宁、苏州“岁有百十万之益”。全国原有五个丝织中心，江宁、苏州、杭州、湖州、潞安（山西），后来潞安逐渐衰落。江南的丝织业进一步发展。清朝皇宫在苏州、杭州、江宁分别设置织造署，以皇帝亲信或宦官担任主管。

南京在嘉庆、乾隆年间有织机三万台，缎机五万，纱绸绒绫不在此数。“金陵之业以织为大宗，而织之业以缎为大宗。”（同治《上元、江宁两县志》卷七）

雍正以后，广东佛山丝织业发展很快，从杭州迁来的丝织业，经过几十年经营，至道光年间织工已经有四五万人，佛山镇有丝绸工一万七千余人。

《广东新语》说：“广之织与牛郎绸，五丝、八丝、云光缎，皆为岭外精华，东西二洋所贵。”“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形象说明广东丝绸交易之盛。

此外，成都蜀锦，合肥寿绸，昆明滇缎，遵义府绸也各有所长。

江南丝绸远销海外，声名远扬。

江苏的绸缎远销各地，“北趋京师，东并高丽、辽、沈。西北走晋、绛。逾大河上秦雍、甘、凉。西抵巴蜀，西南之滇黔。南抵五岭，湖湘、豫章、七闽、溯淮、泗，通汝、洛。”

经济作物贸易也很兴盛：

棉花。乾隆年间，松江、太仓、海门，通州各地，种稻者不过二三，种花者则十之七八。河北、河南等地种植棉花者也很普遍。棉花流向江南，棉布流向北方、闽广和世界各地。

茶叶。清初，中国的茶叶在国际市场处于垄断地位，价格由中国决定，茶商获利颇丰，经营茶叶的商人多为山西人，他们把产自南方的茶叶，销往海外。

粮食贸易。明清时期，江浙丝织和棉纺业发达，产生以手工业为基础的小城镇，非农业人口增加，经济作物增加，粮食种植减少，需要从外省运进粮食。“湖广熟，天下足”，同时借助于便利的水运，苏州、汉口、重庆、芜湖成为粮食集散地。苏州枫桥米市为最大，不仅供应苏州本地，还远销江南其他府县。

同时木材、铁器、纸张等交易也很兴旺。商品交易的扩大带来了货币流通量的大幅增加。

清代主要货币是白银和铜钱，主要延续明代做法。起初规定一千文钱与一两白银等值。每文钱重1钱2分，一千文钱重7.5斤，价值白银1两。后来铸钱减轻了，掺假了，当十当百，没有固定比价，最后白银成为统一货币。清政府财政收支、官员薪俸、工商贸易、经济契约等均以白银计价结算。

白银可以铸成元宝，每一只重五十两。成色高低不一。需要折合成纹银计算，实际上纹银也不是纯银。单位是“两”。

全国以四种“两”来规范：

库平，是国库收支使用的，为全国标准，一两等于37.克。

关平，咸丰八年（）成立海关后使用的，适用于进出口关税，一两等于37.68克。

广平，是广东的衡量法，因广东较早开放而沿用，一两等于37.57克。

漕平，是漕米改征折实以后使用的标准，一两等于36.65克。

外国银元自明代起就开始流入中国，乾隆年间开始大量流入，购买中国货物。嘉庆四年（）和珅抄家，查获洋钱五万八千枚。

宣统二年（）颁布《币制则例》，正式采用银本位，以圆为货币单位，一圆重量库平七钱二分，成色千分之九百，是为大清银币。辛亥革命爆发后，各省自行铸造印制货币，与外国银元一起流通。

据统计，鸦片战争前国家每年商品价值3.亿两白银，如果这些商品完全需要兑换成白银或者铜钱来流通的话，货币流通量极为惊人。

汇兑方法的实际使用：

同治十一年（）国家海关贸易总值2.52亿两白银（关平银）。光绪二十年（）是4.42亿两。

明清商品经济发展较快，逐渐形成十大商帮：徽商、晋商、江右商、齐鲁商、洞庭商、宁波商、龙游商、粤商、闽商、陕商。其中徽商、晋商最大。

晋商商业活动主要在北方，在江苏也有较大势力，《江南土布史》记载，“秦晋商人操重赀而来市者，白银动以数万，多或数十万，少宜以万计。”

在苏州，乾隆年间建立全晋会馆和翼城会馆。捐款勒于碑石的商人多达余人。江苏的南京、上海、扬州、淮安（清江浦）、盛泽镇都建有山西会馆。

徽商。有“其货无所不在，其地无所不至”美誉。徽商活动主要在江南。从事稻米、木材、丝绸、食盐、典当等行业。“盐于广陵，典于金陵，米布运漕盐，致富百万。”徽商在苏州家，江南的典当业几乎为徽商垄断。

他们运用“货币--商品--货币”的运作模式，不断扩大经营规模。突然之间他们发现可以用汇兑方式（通过熟人或者官府机构）来搬运白银，而不必直接搬运白银本身，大大节省成本和人力，减少了风险。

于是，明末清初开始使用会票（汇票），后来逐步扩大范围。顾炎武《日知录》称：“钞法之兴，因于前代，末以银为币，而患钱重，乃立此法。唐宪宗之飞钱，即如今会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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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会（汇）票的来历

（一）飞钱。唐代产生了汇兑，当时叫会（汇）票，又叫飞钱。据《旧唐书卷五十三志二十九食货下》记载，唐宪宗元和七年（），“王播奏去年盐利除割峡内盐，收钱六百八十五万，从实估也。又奏，商人于户部、度支、盐铁三司飞钱，谓之‘便换’”。经营飞钱的有商人，有官府衙门，有各道（相当于现代的省级行政机构）的进奏院（相当于驻京办事处）。商人们在京都卖出货物，可以把银两交给进奏院，进奏院开出一张“公据”或者文牒，这些票券分成两半，一半由汇款人持有，一半由进奏院寄回本道，商人回到本道，可以持票领回银两。唐宪宗元和初年并不收取汇兑费用，元和七年（），规定每汇兑一千钱收取汇费一百文，由于汇费较高，商人们就不去了，后来又改成免费汇兑。

（二）便换和便钱务。宋代的钱币制度并不统一，除了纸币还有铜钱、铁钱，还有大小钱之分，汇兑受到较大限制。北宋时官府允许人民在京师向左藏库上交现款，开给文牒到各州府去取钱，称为便换。由于大受欢迎，开宝三年（）政府特别设置便钱务，专门办理各种汇票业务，并命令各州必须当场兑付，不得延误或压票压单。至道三年（）汇兑金额达到万贯。

（三）明代的镖局、会馆、富商豪门之间汇兑。明代初期使用大明宝钞纸币，由于政府滥发纸币不断贬值，明英宗朱祁镇即位下令开始使用银两。

明孝宗弘治元年（）以后纸币不流通了，人们使用白银和铜钱。汇兑又出现了。明代的汇兑也是采用汇票方式，叫做会票，在当地官府交钱取得会票，凭会票到目的地指定机关兑换取款。崇祯皇帝在年还专门下令要求户部对于汇兑给予鼓励，认为“国用商资，两得便通”。

由于商品流通茂盛，货币流通量大幅增加，运输银两铜钱成了一个风险很高的事情，镖局随之产生。如商品经济发达的苏州由于商人往来很多，各种会馆也随之出现。由于官府汇兑渠道相对单一，有时还会拖延兑付，影响商人资金使用。镖局和会馆也承担了很大一部分汇兑业务。

富商、豪门之间的汇兑也是白银资金往来的一条渠道。

明代徐阶，嘉靖年间进士，曾任礼部尚书、太子太师、武英殿大学士。徐家在松江华亭是纺织大户，有些商人就通过徐家开展汇兑业务。

年发现的安徽徽州谢氏收藏的23张康熙年间会票，就是富商之间的汇兑，上面明确记载由休宁县向北京前门外打磨厂日成祥布店若干商人汇兑白银两的历史事实。

豪门之间的汇兑也出现在《红楼梦》第十六回中，贾琏与贾蓉、贾蔷商量去苏州购买戏子女孩，聘用教习，还要购买乐器行头等事情，问到银子用哪一处的。贾蔷道：赖爷爷说，竟不用从京里带银子去，江南甄家还收着我们五万银子，明日写一封书信会票，我们带去，先支三万，剩两万两等着置办彩灯、火烛……

但是无论政府汇兑，还是镖局、会馆、富豪之间的汇兑，范围狭窄，都具有局限性。不如专业汇兑及时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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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票号产生的经过

清代乾嘉年间各地资金调运日趋频繁，金额越来越大，镖局运输效率低下，风险剧增，商人经营汇兑又存在本业与兼营的矛盾，已经无法满足商品经济发展需要。

商品经济发达的地区出现了民信局，既可以邮寄信件也可以捎带钱物，为专营票号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晋商西裕成颜料庄，雍正年间开设于山西平遥，在北京崇文门外草厂十条开有分号。到嘉庆年间在各地开了不少分号，北京有36家，通州36家，保定11家，天津4家，汉口2家。雷履泰是总经理，他开始尝试用汇兑方式，在总号与各分号之间进行货款汇兑拨付，效果良好。

同时在北京的山西商人很多，汇兑资金业务繁忙，加上白莲教、天理教起义，镖局运输风险极大。年终汇款需经常向雷履泰求援。雷履泰每次汇款收取一定汇水（手续费）。这样，要求汇兑的顾客越来越多，兼营汇兑无法满足客户需求，在这种情况下，汇兑业务从主营业务分离，开展专营汇兑业务成为必然趋势，于是雷履泰向自己的老板李氏建议专营汇兑业务。

就这样，第一家票号于道光三年（）诞生，地点山西平遥。名称：日升昌。资本构成：西裕成颜料庄白银30万两。主营业务：各商埠之间汇兑和存放款业务。董事长：李箴视。总经理：雷履泰。

晋商商号遍及全国，形成商业网络，各分号之间存在资金调拨，年终盈利需要解回山西总号，统一结账分红，过去采用镖局运输现银的形式，现在完全采用专业汇兑方式，山西票号就此登上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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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山西票号在全国的发展

日升昌票号成立以后，业务进展顺利，接着在全国各地开设分号。

道光六年（）蔚泰厚等五家票号在平遥成立。

道光七年（）多家票号在苏州、扬州、开封设立分号。

道光三十年（）已经在北京、苏州、扬州、重庆、三原、广州、南昌、长沙、成都、济南、上海、杭州、湘潭、桂林等23个重要城市设立分号。票号利润丰厚，仅光绪三十二年（）就盈利两白银。

整个十八世纪四五十年代，山西票号分为祁（县）、太（原）、平（遥）三个帮派。

同时山西各票号逐渐向南方各地扩张。从道光三年（）到光绪三十二年（）的八十余年，全国有票号余家，涉及城镇77个。几乎囊括西北、华北、华东、华南、西南以及西藏、香港等地区。

同时山西票号还在朝鲜新义州、仁川，日本神户、横滨、东京设立分号。

受山西人影响，江浙一带也开始设置票号。

安徽绩溪人胡光墉在同治二年（）建立阜康票号。

云南人王兴斋在光绪初年设立天顺祥票号。

浙江慈溪人严信厚在光绪九年（）设立源丰润票号

安徽合肥人李经楚在光绪二十一年（）建立义善源票号。当时业界把南方人所开票号称为“南帮票号”。

随园少年曰：票号实际上是一种经营货币和票据的金融机构，它随着商品经济和资金汇兑的发展而产生，还不具备现代银行业的基本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