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学霸,算出一道数学题后,引出一场

年，徽州六县中的歙县与其他五县，爆发了一场激烈冲突。有的人对着店铺砸抢，有的人见人就打。引发这场冲突的原因，是因为一个叫帅嘉谟的男人，在9年前破解了一道“数学题”。

万历五年的除夕夜，家家户户团聚的日子中，徽州却是变了天，在户部张居正的支持下，巡抚、巡按迅速展开逮捕行动。在这场行动中，婺源县的程任卿，程文烈，休宁县的叶文炳，吴大江等人被捕，他们都是徽州各县的生员，也是徽州民变的主谋者。

说起这场大动干戈的行动，就不得不提到一件震惊朝野的“丝绢税案”。

这场案件涉及范围极广，上至朝堂上的巡抚官吏，下至地方上的生员百姓，全部卷入其中。最终致一人“监候处决”（死缓），数人充军。

丝绢税案的行动

针对丝绢案的行动一直没有结束，甚至此案的发起者帅嘉谟也被捕入狱。作为歙县的大恩人，他没想到有一天会因为自己挑起的事件而被害其中。在歙县百姓的闪烁目光中，帅嘉谟身穿囚衣，戴着枷锁，与身后那些送行人员招了招手，以示告别。

明朝的行政与军事是分开进行管理的，朝廷在此期间创立了卫所制，而帅嘉谟便是卫所制中新安卫人，祖籍在湖广江夏。因其祖上在新安卫任职，帅嘉谟便成了军户出身，在去到歙县后便在歙县的衙门之中当差。

帅嘉谟是打赢了这场历时8年“丝绢案”的人。他回到歙县时，受到歙县百姓的夹道欢迎。他们宛若是对待英雄一般，将帅嘉谟捧上了天，敲锣打鼓，列队鼓掌。百姓们的热情也令帅嘉谟飘飘然，还特意买了一只奢华的冠带用在身上。

令他没想到的是，不过十几天时间，徽州便发生了骚乱，除歙县以外的其余五县以生员及百姓为首，聚众闹事，竖旗鸣威，甚至以农民不种地，商户不开张的行为来表示对于“丝绢案”的抗议。

最后事情越闹越大，连皇帝都知晓了这场民变的严重性，于是便撤回之前颁下的旨意，让朝中的巡抚官吏对主谋者予以制裁。

“正义使者”帅嘉谟便是因此锒铛入狱，被判了充军。其罪证在于他特意购买的冠带，有心之人认为他佩戴冠带，洋洋自得的样子，致使五县人民受到刺激，从而引发民变。“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也不过如此。

歙县人民有多么崇拜帅嘉谟，其余五县人民就有多么痛恨他。

为此，徽州府在对帅嘉谟的判词中将其描述成一个沽名钓誉、追求名利的奸诈小人。

凡事都有两面性，在负面评价的背后是歙县人民的尊崇称赞，他们在《歙县志》中这样描述帅嘉谟：“以匹夫而尘万乘之览，以一朝而翻百年之案。虽遭谪戍，而歙人视若壮夫侠士。”

这个被称为以一己之力推翻了百年之案的侠义之士，因为一道“数学题”，将徽州六县搅得翻天覆地。

数学天才算出了“百年之案”

那么，这宗扑朔迷离，涉及广泛的案子到底是何情况呢？

这还要从头说起。

年，帅嘉谟在歙县衙门当差时，没事便会调出税务记录来进行演算，为的就是提高自己的算数能力。对他来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自己虽然文武方面不出色，但是算数能力优异，这一样可以搏出位。

歙县是徽州的府治所在地，不只可以查到歙县的税务记录，其余五县皆是可以查到。

也因此，帅嘉谟发现了一个隐藏已久的大问题，徽州的丝绢摊派方式对于歙县来说极其不公平。

为了证实自己的判断没有出错，他调出了《徽州府志》以及《大明会典》中对于徽州丝绢税的描述，进行了一道数学题的演练。

首先，《徽州府志》中记录了歙县拖欠了朝廷余石小麦，为此，朝廷规定可以将欠税折合成丝绢来补足之前亏欠的税粮。

利用当时的物价进行演算，一石小麦为3钱，而石小麦为将近两的白银。

但是，《大明会典》中却是记录了徽州府每年交纳的丝绢为匹，按照当期的物价进行换算，一匹丝绢为7钱，匹丝绢则是两白银。

根据相关记录表明，拖欠的税粮并不只是歙县，其余五县也需要承担余石小麦，而这五县却是并没有缴纳过。

所以，这两的白银相当于是歙县独自承担的，歙县共为其他五县额外承担了56万两之多，这样对于歙县的百姓来说非常不公平。

做完这道“数学题”后，帅嘉谟便将自己得出的结论报告到了巡抚及巡按衙门，希望为歙县人民讨个公道。当时正处于隆庆四年二月，也是这场波及甚广的“丝绢案”的起始时间。

帅嘉谟呈上讼词，上面写明：社会若是想要平稳发展，就必须平均赋税，而对于歙县来说，多年以来都在承担重税，已然让歙县人民穷困至极。同时，帅嘉谟标注出徽州府志以及大明会典中的记录，为自己的演练结论做了依据。

巡抚在接到上诉后迅速命令徽州府处理此事。

徽州府发出通告，让徽州六县的官吏，士绅共同讨论这项问题。

然而在通告发出后，除歙县以外的五县只有绩溪县做出回应，称若是将歙县承担的丝绢税分摊于五县的话，一定会引起五县人民的不满，到时候极有可能会发生骚乱。

绩溪县做了回应后，也许徽州府是觉得此言有理，之后的时间便是停止了处理此事。

帅嘉谟见此并没有气馁，再次将此事上诉到京城户部，特意加上了“典有所遵，赋当均派，合从抄出酌行”的意见后，才转给户部。

然而在朝廷的插手下，徽州的五县却还是硬气地没有做出回应。

其实早在帅嘉谟发现此事之前，歙县便有人发现丝绢税的不妥之事，他们如同帅嘉谟一样上诉，也是得到同样的不了了之的结局。

这便是说明，丝绢税事件并不是空穴来风，其背后的牵扯了太多利益。

帅嘉谟在拨动了这条利益链后，便是遭到有心之人的报复。

在他回京的路中，迎来好几波的袭击，若不是他命大，兴许就会死在荒郊野外之中。

结合嘉靖年间歙县人程鹏、王相因申诉此案而先后离世的情形，经历了此番劫难的帅嘉谟不敢再按原计划返回歙县，反而是偷偷地溜回老家躲藏起来。

不得不说的是，在隆庆到万历初年，巡抚之中有一名正气凛然的官员海瑞，一直在推行“一条鞭法”的制定。

“一条鞭法”在于重新整顿土地制度，按均平法平摊赋税，这均分制度便是可以帮助帅嘉谟。只是可惜，在他上诉之时，海瑞已经被贬职退位了。

“数学题”引发的案件终于解决

万历初年，张居正得到李太后以及宦官冯保的支持，出任朝廷的内阁首辅，也因此可以继续掌握朝廷的财政大权，推行“一条鞭法”。而帅嘉谟投诉的丝绢案因为符合“一条鞭法”的管制范围，所以被朝廷重新摆在了台面上。

徽州府得到消息后，便发布了对于帅嘉谟的通缉令。

在他看来，帅嘉谟作为一个普通人，却是敢上京告御状，其背后一定有人指使。

更何况，丝绢案中只有帅嘉谟一人在堂前申诉，歙县作为受利方，竟然没有一人掺合这件事，这显然不正常。

事实上，歙县无人参与在于他们的意见没有达到统一，有人觉得缴纳丝绢税这件事，是从老祖宗时期便有的，轻易不可变革。有人觉得徽州六县属于一个集体，不能因为利益问题让歙县与其余五县分裂。

总之，大家讨论来讨论去，极少有人支持帅嘉谟，也就导致没有歙县士绅出头。

帅嘉谟4年前便逃到了老家，也因此，徽州府并没有找到帅嘉谟的行踪。

发起者找不到，但是案子一样要秉公处理，按照张居正推行的“一条鞭法”，徽州府再次要求六县商议将歙县承担的丝绢税分摊于五县之事。

这一次，六县并没有回避此事，他们各自派出团队相互指责，互相论辩。

先是歙县的士绅表示说，歙县之所以会独自承担这个丝绢税，是因为当初在徽州府中没有歙县的官员当值，所以五县便是将这纳税的大头推到了歙县身上。

对于这个说法，黟县表示反对，他说道，徽州府几百年来换了这么多任知府，没道理每一任都偏袒五县。

之后歙县再次以《徽州府志》以及《大明会典》作为依据，表明属于徽州的税粮不能让歙县独自承担。而其余五县则是以黄册作为依据，认为歙县年来都在缴纳丝绢税，此事已经形成祖制，不可轻易改变。

六县各说各的理，谁也不肯相让。

歙县见此，便打起了感情牌，表示本身作为徽州的府治县，歙县便是承担了最为繁重的赋税，在此基础上，再让歙县替其余五县纳税的话，会让歙县的百姓疲累至极。

然而，卖惨谁又不会呢？

其余五县见歙县如此，也是纷纷讲出了自己的难处。

绩溪县说自己地域狭小，资源稀少；

黟县说自己商业发展得太差，带动不了经济；

休宁县则是表示自己常常负责接济，也是入不敷出……

这番商议始终得不到一个妥善的结果，于是户部便要求歙县，休宁，婺源三县去往南京查看徽州的黄册，用于调查徽州历年来的赋税征收。

在三县代表人物到达南京后，得到消息的帅嘉谟也快马赶到，与三县代表一同展开调查。

可惜，这次4人并没有调查出结果，徽州的黄册只记录了歙县承担丝绢税的时间，至于丝绢税属于什么类型的赋税，为何只有歙县独自承担则是没有写明。

就在丝绢税再次停滞之时，事情又再次发生转变。

一位祖籍是歙县的官员升任成为朝廷的户部尚书，刚刚上任后便是将丝绢案翻找出来，在首辅张居正的支持下加速其调查的流程。

此人名曰殷正茂，带过兵，也上过战场，最重要的是，此人与张居正是同榜进士。也因此，丝绢案在不久之后便商议出了解决方案。

殷正茂在办理丝绢案时，只是围绕“一条鞭法”去核算徽州丝绢负担是否达到了均平。答案自然是不够均平的，所以各级衙门便按照徽州六县的总人数进行分摊，经过详细的演算得出：除歙县以外的五县，按人头均分后是需要承担两白银的丝绢税。

结果出来后，殷正茂做最后的总结称：歙县的缴纳的粮税已经达到了赋税标准，那么，丝绢税就不能够由歙县独自承担，应该由其余五县分摊两白银的负担。

这方案经过朝廷的公示，正式向徽州各县传达下去。如此一来，便算是歙县取得了胜利，也因此歙县人民都把帅嘉谟当成了英雄一般对待。但其余五县，则十分不满：“愚民乍见祖宗旧制一旦更变，骚然惊骇。”

丝绢案的胜利是帅嘉谟遭受牢狱之灾的起因，而诱发的过程便是愈演愈烈的民变。

不管是帅嘉谟还是当朝帝王，都没有预想到百姓们的反应会这番激烈。婺源代理知县徐廷竹准备进京之时，便被当地的老百姓团团围住，要求他上京上诉，让朝廷收回成命。

而后派的婺源知县舒邦儒在经过休宁之时，人民的情绪则是更为激动，要求他向朝廷转述百姓意见的同时，还将舒邦儒身旁的官吏，下人殴打了一顿。

在舒邦儒好不容易到达婺源时，再次被余名百姓堵住去路，这也令舒邦儒吓破了胆。这次的事件史称“徽州激变”。

民变影响下，朝廷再出新方案

然而，首辅张居正认为这场民变是五县背后的豪强家族在推动，他们作为五县最大的土地持有者，丝绢税平摊到五县后会直接影响到他们的利益。除此之外，五县的生员及平头百姓也是这场民变中最多的参与者。生员在于他们都是秀才，有头脑，有职位，可以带动民变。而百姓则是因为没有主见，容易煽动，可以扩大民变的范围与效果。

值得一提的是，婺源县的生员程任卿带人占领了当地的书院，并且在大街上挂起一面旗帜写道：户部官员利用职务之便来为歙县谋私利。虽然没有明说官员的姓名，可是这所指之人却是人人皆懂。

除此之外，他还书写了无数张帖子传到徽州各处，力图带动更多的民众参与民变。这番大撒网的效果也是格外显著，婺源县的百姓甚至要把婺源县的官吏强行掳到书院办公。

民变人员越来越多，波及的范围越来越广，朝廷终于是坐不住了。他们软硬皆施，召回先前的方案后也逮捕了民变中的主事人员，这便是前文中提到的大规模的逮捕事件。

到了万历六年的7月份，关于丝绢案的最新方案被公示出来，由歙县继续承担两的丝绢赋税，但其他赋税减少0两，且由其余五县分摊。

当然，新的方案只是明面上的宣告，暗地中，这0两的赋税则是由徽州府军需一力承担，也就是说，徽州五县仍然跟以前一样，不用承担额外的负担。

如此一来，徽州六县的问题都得以解决，百姓的情绪也得以安抚。

不得不说的是，民变一事中被捕的生员皆是不认同自己的罪名，他们始终觉得自己是冤枉的，临死之前还在诉说着朝廷的不公，要与歙县势不两立。

这批被捕生员中属程任卿的罪责最重，被判了监后处决，他在狱中可一点没闲着，将有关于丝绢案的真相与各类资料通通写入《丝绢全书》，这也为后人留存了研究资料。

历时多年的丝绢案看似解决了，实际上歙县人民还在承担着不属于他们的赋税，而这样不公平的事件一直到晚清时期才得以终止。

总的来说，这场闻名于历史的丝绢案说明了小人物也能撼动巨兽，同时，他们需要付出更多的时间与勇气，当然，缜密的头脑也一样重要。

不过，不知道帅嘉谟若是当初知道会惹出这么大的乱子，是否还愿意做出这道数学题呢